麻黄草的图片及别名，“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麻黄草的图片及别名，“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中外考古专家在新疆楼兰多处古遗址出土文物中发现大规模的“墓葬麻黄”，测定距今3800年，并证明为世界各地仅存的文化现象，实验证明它为中国最早的药用“麻黄”实物。而中原“麻黄”药用最早见于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而同期《武威汉代医简》42简也出现“麻黄”，之后二世纪初又见于张家界古人堤汉简；三世纪初张仲景创立29首以“麻黄”为主药的方剂，其中杂疗方有“还魂汤”，附方有“续命汤”，均以“麻黄”为君药。“还魂”“续命”或为西域楼兰“麻黄”崇拜的文化遗存，似可证中原“麻黄”药用缘自西域楼兰。

“麻黄”是中医药常用药，《神农本草经》载有“麻黄”功效，张仲景将“麻黄”用于“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大小青龙汤”等，“麻黄”遂以“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功效著称。自仲景之后，对“麻黄”功用代有发展，然而药用“麻黄”最早见于何处？又是如何传播的？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过去此类问题限于文献不足，难以证明，但近年随着考古发现涉医文献大数据化，便有了解决的可能。

“麻黄”药用最早见于西域楼兰地区

西域楼兰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的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最早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00年3月初发现，一年后斯文·赫定开始发掘，发现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大批文物。1906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到楼兰古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他将楼兰遗址逐个编号（LA、LB、LC……），1914年他在LF、LS、LQ墓地发现了墓葬麻黄。墓葬棺木皆呈船形、无底，两端立档木，棺上盖板由无规则的木板组成。之后，1934年中国瑞典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在孔雀河沿岸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小河”5号墓地，发现有墓葬麻黄。1934年4月斯文·赫定率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至罗布泊，发掘了数座墓葬，其中有编号为36号的墓葬，发现有墓葬麻黄。1979年底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发掘了一处墓地，共发掘了42座墓，其中36座发现有随葬麻黄。2002年至2005年中国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以南约60公里的荒漠之中，东距楼兰古城遗址约102公里“小河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167座，大部分都有墓葬麻黄。新疆考古研究所参照C14资料，认为小河墓地的墓葬的年代可能是在前1650-前1450年之间。下面将上述墓葬麻黄情况列表说明（见表1）。

以上共计53处墓葬麻黄情况：

①斯坦因发掘的LF1、LF4、LS2、LS3、LS6、LQ楼兰古城遗址6处；

②贝格曼发掘的5A、5B、5D、5E、5F“小河”5号墓地5处；

④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古墓沟墓地36处；

⑤中国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研究所发掘的M11、M13、M24、M33、M34小河墓地5处。

其中的麻黄枝，最长可达25厘米，直径达3.1厘米；大部分是麻黄碎枝，有小包包裹着，放置在尸体头部、上身、身体两侧，也有散置的塞满腹部或铺在尸体身下。一个墓葬最重的可达464克，最轻的也达165.2克。可知墓葬麻黄量很大，尤其多与小麦、粟子等粮食放置在一起，表现了一种奇特的古楼兰文化现象。

以上的墓地皆处于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周边，那么这些墓葬麻黄有什么用途，是祭祀、崇拜还是药用呢？斯坦因认为墓葬麻黄，“显然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贝格曼则认为：“麻黄这种植物在中国很长时期以来就用以入药，很可能其医药性能早在一千年前就为人们所知。我问过探险队的医生体默博士，他作为一名医生，也作为一位植物学者对麻黄是了解的。棺木单有麻黄枝条是否可以说明是为保存尸体之用？他并不相信麻黄枝是用作防腐剂的，除非数量很多。在5A墓内有相当数量的麻黄枝，图版VIC确实给人一种印象：尸体的腹部塞满了麻黄枝。但是，像缚在斗篷上的几小束就很难说能起到什么重要的防腐作用。”王炳华分析到：“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富有特点的墓地安排上，从人人配备一小包麻黄细枝（凡包尸毛布未朽的，无一例外），从这一别具特色的葬俗上看，也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另外他还认为：“麻黄，是一种在罗布泊荒原、孔雀河谷随处可见的药用植物。古墓沟人平时随便尝食麻黄枝是并不奇怪的……古墓沟人对麻黄的这种药用原理自然是根本不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已感到了麻黄枝表现了一种他们还不能理解的神奇的魔力。他们在罗布泊荒原上众多的植物中，所以赋予麻黄枝以特殊的意义，甚至成了他们信仰的神灵的体现，物质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夏雷鸣深入分析了古楼兰人墓葬麻黄的意义，他认为：“墓葬麻黄的多种摆放形式，说明古楼兰人对麻黄有所知，而且知之不浅，并有着丰富的实证体验。只是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古楼兰人不可能对麻黄的药性和主治功效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理论概括，于是麻黄被他们幻想为超人间的力量而奉为神秘的崇拜物。这种崇拜当然是他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一种幻想式的折射。”2013年谢明思等人在国际《显微镜研究与技术》杂志上发表《墓葬麻黄的跨学科研究——以古墓沟麻黄枝为例》，通过化学分析证实新疆罗布泊地区古墓沟遗址出土的“墓葬麻黄”与现代“麻黄”的成分一致。虽然还不能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它的药用，但却有强烈的宗教崇拜和药用意识指向这个“墓葬麻黄”实物。2015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杨益民做实验研究，证明了“墓葬麻黄”的药用价值。他采集了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的多具干尸头发，对其处理后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干尸的头发中均含有麻黄碱等物质。他说：“罗布泊的早期定居人群，因为长期在风沙环境中生存，极易患各种呼吸系统疾病，而麻黄草又是罗布泊当时极易获得的植物资源，当地居民可能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普遍收集利用麻黄草，或者用麻黄草治病，或者用它驱寒发汗。由于麻黄具有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精神兴奋、体力上升、精力旺盛的体验，古代药物治疗与巫术、原始宗教又难以分开，因此，研究人员推测小河先民不仅将麻黄作为常规的药物，还可能将麻黄草视为宗教信仰中的一部分。”看来“墓葬麻黄”是古楼兰人信仰神灵的一种文化，他们对麻黄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感觉，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麻黄是治疗咳嗽、发热、头痛等常见病的常规药物。王炳华作为考古专家代表，基于C14测定资料，对这些墓葬时间有个大致的判定：是距今3800年左右的罗布淖尔地区的土著民族的文化遗存。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原的夏末商初。夏雷鸣梳理了国内考古最早的药物记载：1973年河北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据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桃仁、郁李仁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药物。最后得出结论：“所以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植物药应是麻黄。”这里的“麻黄”，夏雷鸣虽然特指古墓沟“墓葬麻黄”，其实当扩大到西域楼兰“麻黄”。

新疆博物馆藏小河墓地出土麻黄枝

（中国现存最早的植物药标本，距今3800年）

“麻黄”在中原的药用载录

“麻黄”最早见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谓“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一名龙沙”。这涉及《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古今认识多有不同，三皇五帝、先秦时期、秦汉时期、西汉早期，等等，不一而足。王家葵的认识还是比较公允，认为成书于东汉早期（一世纪）。而与《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相近的《武威汉代医简》（东汉早期），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麻黄治病的实物资料。该书第42～43简载：“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麻黄卅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乌喙、附子各二分，凡七物（42）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饮之，良甚，皆愈。伤寒逐风（43）。”

张显成教授搜集了《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杂禁方》《武威汉代医简》《万物》《居延医简》《敦煌医简》等简帛资料，著成《简帛药名研究》一书，并附有简帛全文索引。根据他的研究成果，“麻黄”仅见《武威汉代医简》42简。晚出的，2013年出土的成都“老官山汉简”未被收入，查阅2016年10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未见有“麻黄”。咨询其中《六十病方》整理者和中浚教授，证明在所见的老官山汉简中并未见有“麻黄”。这些出土简帛让我们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代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杂禁方》），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万物》，四川成都老官山出土的汉简《六十病方》均未见到“麻黄”的记载。然而1987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于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发掘出土一批包括部分医方木牍在内的90片简牍。其中最完整的一片医方木牍在进行初步释读之后被命名为“治赤谷方”，其正面释文：乌头三分，朱臾五分，细辛三分，方己三分，桂三桂，术三分，白沙参三分，黄芩三分，伏令三分，麻黄七分，干姜三分，付子三分，桔梗三分，人参三分，贷堵七分张家界古人堤简牍中所见年号有永元元年（89年）、二年（90年）及永初四年（110年），因此此简所代表的年代当为二世纪初年。

东汉末年（三世纪初），河南南阳的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晋代医家王叔和整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其中《伤寒论》载方112首，《金匮要略》载方205首，两书载方除去重复的，合计260首方子，其中29首方子用到麻黄，若算上重复的方子，有50余处用到麻黄。其中的代表方（《伤寒论》6首、《金匮要略》4首）列表如下（见表2）。

表2《金匮要略》“麻黄汤”“还魂汤”比较表

从举例的10张方子看，张仲景将“麻黄”的药用开拓至极致，展示其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之功效，运用于风寒表实、邪壅于肺、肺气不宣、风水肿痛、风湿痹痛、伤寒瘀热等病证。此外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以及后代的方药书中载有繁多的“麻黄”药用内容，不遑尽述。而元明之际的《回回药方》也载有“麻黄”药用。考察《回回药方》残卷载方591首，其中20首方中有“麻黄”，3首方中有“胡木”，2首方中有“呼木”，共计25首方子载“麻黄”。如“脉宁丸：专治左瘫右痪，口眼歪斜，因痰骨节疼痛。又治中风，脚气。牙剌亦飞古剌一两，拆不蓝、芸香各等三钱，沙哈木罕答里五钱，麻黄末五钱，马稀咱哈剌五钱，法剌夫荣二钱，别的阿思答儿、阿魏、撒乞你知、扎兀失儿、失答剌知、白芥子、胡椒各等二钱。上干者为末，胶者用薄荷水化开，调合药末为丸。每服中等之人二钱”。“又一方：广戍、都卢拿只、阿肥荣、腽肭脐、阿吉而哈而哈、胡椒、荜拨、牡丹皮、胡木黎马竹西、天仙子、木香、鲁不纳、扎兀石而、咱法阑各六钱，胡芦巴八钱，真珠二钱，别而咱的、没药各一两二钱。已上捣罗为末，与制过净蜜，蜜比上药总分两加倍，相和用”。从中透出一点文化信息是，“祆教僧的麻黄、拜火教徒的麻黄”，将“麻黄”与“祆教僧”“拜火教徒”联系在一起了，可以推论“麻黄”的药用及文化遗存传播，可能是“祆教僧”“拜火教徒”。

东汉西域与京都洛阳的交流

楼兰国是西域古国，前77年更名为鄯善国，直至448年被北魏所灭。《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距离楼兰古城遗址600多公里的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统领西域事物，并派兵屯田、戍卫，至新莽时罢都护，再至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派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至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撤除。再至建光元年（121年），汉安帝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在其经营下，鄯善、龟兹、疏勒、车师、焉耆、于阗、莎车等国重新归于东汉王朝势力范围。但后来随着东汉声势衰落，渐渐失去对西域的统治。当然《汉书》所记载的楼兰人与前面发现墓葬麻黄的古楼兰人并不是同一人种，古楼兰人属于欧洲人种，楼兰人属于印欧人种。他们所在的时间相隔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他们同处一个遗址，自然环境改变并不大，他们的文化相延续。虽然在后来的楼兰人墓葬中并未发现麻黄，但对麻黄的药用认识以及对麻黄近乎神圣崇拜的文化遗存还是承继下来。这种文化遗存和认识也会随着楼兰人与周边人，以及“祆教僧”“拜火教徒”与中原交往中而得到扩散、传播。

在公元25年，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建立东汉，始把京都设在河南洛阳，并把自己的故乡南阳设为陪都。洛阳遂成为东汉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南阳也随之成为副中心。东汉承继西汉的积极外交政策，遂使都城洛阳成为中原地区异域文明的集中地。东汉末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就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洛阳宫廷、权贵对外来风尚的推崇，遂使得洛阳成为“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的大都会，外来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相互影响吸收，遂使得中华文化大发展。随着东汉对西域的经营的正常化，西域诸国的朝贡使节、侍子纷纷来到京师洛阳。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元年间，西域五十多国皆纳侍子质于东汉王朝。西域各国，甚至天竺国都派使节带着贡品来到洛阳进贡。宫廷礼仪活动，达官贵族、各国使节、侍子等，可达上万人，可见其繁盛。除此之外，西域的商胡更是大批往来于洛阳与西域之间，《后汉书》描写其繁荣景象“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至东汉末年洛阳已经呈现出“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景象。伴随佛教传入中原，西域高僧来入洛阳更是络绎不绝。天竺僧摄摩腾及竺法兰便应邀来洛阳白马寺，编译《四十二章经》。随后安世高、支娄迦谶、竺佛朔三人来洛，其后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竺大力、昙果等人也从安息、贵霜、粟特、天竺等地来洛阳，从事汉译佛经的活动。由于大批西域高僧来洛阳翻译及宣化佛经，使得佛教在中原广为传播。西域佛僧除了翻译有关佛经之外，还译有印度传统医学的书籍，如安世高，原本安息国王嫡子，弃王位皈依佛门，遍游西域诸国，在汉桓帝初年来到洛阳，遂以学术和医术扬名。他翻译过四部佛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在佛僧史传中，会发现很多高僧医疗事迹及神效的记载，自然是传教借助医学疗效更容易达到目的。因此在东汉佛教初传洛阳时，无论来华的西域高僧还是中原僧人，都曾将行医作为弘扬佛法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一时期来洛阳的僧人有安息人、大月氏人、天竺人，还有葱岭以西的佛教国家，所以他们传来的不仅有印度传统医学，还会夹带上西域诸国本土民族的医药学知识，这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便体现出来。另外也有西域医者来洛阳传播医学和医方，从《隋书·经籍志》所载256部医籍中有3部是西域传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四卷，也可做旁证。唐代高僧义净从印度归国途中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中有谈“麻黄”的记载：“又复须知，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是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沦国。唯斯色类，是同所须，自余药物，不足收采。”从中可知至少在唐代前“麻黄”是中华本土药，并不见于印度。另外从陈明教授整理的西域传播的印度梵文医典《鲍威尔写本》《医理精华》《耆婆书》，也未见到使用“麻黄”，可证义净之语绝非虚言。

世界上有麻黄属67种，我国分布15种2变种1变型，麻黄资源居世界之首。新疆戈壁滩生长的麻黄，属于野生麻黄，随处可见，丰富的药用资源奠定了西域楼兰作为“麻黄”最早药用的可能。另外“麻黄”药用的最早实物“墓葬麻黄”已被斯坦因、斯文·赫定、贝格曼、中国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研究所在西域楼兰古城遗址多处发现、发掘出来，并被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专家杨益民实验证实是古楼兰人服用的药用麻黄。考古专家王炳华根据C14的测定资料，证明是距今3800年楼兰古文化遗存。夏雷鸣为了证明是古楼兰人独有的文化遗存，还特意与新疆发现的早期遗址，以及同期国外考古资料做了比较，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新疆早期的遗址已公布C14年代资料的有木垒四道沟遗址、阿拉沟和鱼儿沟墓地、哈密五堡克孜尔乔克墓地、鄯善苏巴什早期墓地、和硕新塔下层文化等。上述墓葬中均无麻黄发现，有关这一时期的国外考古发掘资料也无此类现象。所以墓葬麻黄是罗布泊地区独有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可以得出西域古楼兰人在国内，甚至世界都是最早药用麻黄的发现者和使用者。当然他们也赋予麻黄以神奇的观念，寄托在阴间也以其保命。不过查阅现代国外文献，还有比楼兰“麻黄”更早的报道，Solecki在1975年研究和分析了伊拉克传统药用植物，提出一个假设：前六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时期的沙尼达尔墓四号墓随葬的几种植物（包括麻黄）很可能不仅仅是装饰品，而是作为药用植物有某种治疗及祭祀意义。JanLietava基于Leroi-Gourhan对沙尼达尔四号墓土层的考古证据所辨识出来的6种植物花卉进行药性分析，并结合伊拉克本土及世界各地古代的草药使用历史进行了分析，认为墓葬中的花卉均含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应该不是偶然。他还特别指出，在这6种植物中，麻黄的药用价值在前三千年的古代中国被发现并使用，并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所记载。人类将麻黄作为药物使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沙尼达尔四号墓中所发现的麻黄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药用及祭祀用的植物。虽然这些假设或推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首先它是个案报道，并不是大规模的考古发现，其次它并未做实证证明，因此不足为据。

“麻黄”在中原的药用记载，东汉初年之前，只见于洛阳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武威，而未见于长沙马王堆、安徽阜阳、成都老官山等汉墓的简帛中，而二世纪初年见于张家界的古人堤。是否说明东汉初年之前，“麻黄”并未在中原被人们所认知？它是伴随西域与洛阳从东汉初年开始的大规模交流，自西域楼兰传入洛阳的？从陈述的西域与洛阳的交流史实可以看出，西域本地的“祆教僧”“拜火教徒”药用及文化遗存伴随高僧宣佛传入洛阳是有深厚基础，也是可能实现的。传入洛阳，散播南阳，也成必然，毕竟南阳是陪都，而张仲景的故乡是南阳，他师从同乡张伯祖学医，甘伯宗《名医录》：“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因此张仲景接触西域楼兰的药用文化便成为可能。另外“麻黄”的别名也透出一定信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之四》：“（麻黄）[释名]龙沙《本经》、卑相《别录》、卑盐《别录》。时珍曰：诸名殊不可解。或云其味麻，其色黄，未审然否？张揖《广雅》云：龙沙，麻黄也。狗骨，麻黄根也。不知何以分别如此？”也就是说“麻黄”的别名有“龙沙”“卑相”“卑盐”之称。李时珍对此也“殊不可解”。若不是从西域楼兰“麻黄”去考虑确实难解，若是从地域考虑就简单多了。《中国历史大辞典》解释“龙沙”：“西域白龙堆沙漠。《后汉书·班超传赞》：‘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李贤注：‘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也解释：“《汉书·西域传》：‘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中又有三陇沙，沙山蜿蜒如龙形。古代往来西域和内地。大多要经龙沙，因而龙沙往往成了西域的地名标志之一。”因此《神农本草经》记录“麻黄”的别名“一名龙沙”，似透出它是因产地命名的特点。顺着这个思路再考虑另外两别名“卑相”“卑盐”，《汉书·西域传》载有：“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查阅地名辞典可知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卑陆国”即现在的新疆阜康市以北的地区，“卑陆后国”即现在的新疆阜康市以东的地区。实地考察会发现其戈壁滩也随处可见“麻黄”生长。尹林克等研究新疆荒漠地区重要野生药用植物，首先列出的就是“麻黄”，有蓝枝麻黄、中麻黄、木贼麻黄三种，并列出产地，而阜康是三种“麻黄”均有的产地，可知阜康盛产野生麻黄。我们知道新疆各地的古今地理变化不大，也可反证“麻黄”可能作为“卑陆国”“卑陆后国”的特产传入中原，名称上带有二国的简称“卑”的标志，至于“相”“盐”，似还有其他故事，限于文献缺乏而无法探知。

当然“麻黄”带有西域楼兰的文化遗存被张仲景所博采，应在其《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所体现。经整理发现其《金匮要略》尚存有较为确凿的证据。《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气利，诃梨勒散主之。诃梨勒散方诃梨勒十枚，煨右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疑非仲景方）”《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红蓝花酒方（疑非仲景方）红蓝花（一两）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金匮要略·杂疗方》“长服诃黎勒丸方（疑非仲景方）诃黎勒（煨）陈皮厚朴（各三两）右三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饮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以上3方，北宋林亿整理时便怀疑它不属于仲景方，因此都特意标注。林亿的观点不错，它们确实不是仲景方，而是西域传方。“诃梨勒”就是“诃黎勒”，也即“诃子”，是中医不常用的药物，但在西域是最常用的药物，正如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就特别提出“西方（此指印度）则多是诃黎勒”，也可说明张仲景的组方似吸收了西域传方。“红蓝花”，《本草纲目·草部·红蓝花》：“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也可证明“红蓝花酒”来自西域。而考证《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麻黄汤”与“还魂汤”，将得到更为切近的证据。

从表2中比较可以看出，两方的差别在于“麻黄汤”比“还魂汤”只多一味“桂枝”，其他药物及分量完全一致，可是功效却相差甚远。“还魂汤”比“麻黄汤”还少一味“桂枝”却可“救卒死、客忤死”等濒临死亡的危重症，而“麻黄汤”仅仅治疗头痛、发热、水肿、身痛等常见病。它透出的信息表明，“还魂汤”含有古楼兰人对“麻黄”崇拜的文化遗存，因其文化独特，在国内甚至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特色，因此可以据此判定它当是西域楼兰的传方。张仲景的“麻黄汤”当源自西域楼兰传方“还魂汤”，只不过仲景去除了“还魂汤”那种对“麻黄”近似神奇崇拜的文化遗存，加上了一味中原常用药“桂枝”，以增强发汗解表之功效。于是治疗伤寒病的首方“麻黄汤”便诞生了，并以此加减化裁，遂生出了另外27首含“麻黄”的方子，将“麻黄”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也真不愧为“医圣”的称号。同时还有一首方剂“续命汤”，宋代林亿整理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时，将载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的“续命汤”作为附方补入：“《古今录验》续命汤。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各三两，芎藭一两，杏仁四十枚。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而《备急千金要方》的“续命汤”分为“大小续命汤”“西州续命汤”。明代的张景岳在其《景岳全书》卷十《杂证谟》中专门论述了“续命汤”：“按历代相传。治中风之方，皆以续命等汤为主。考其所自，则始于《金匮要略》，附方中有古今录验续命汤。然此必宋时校正之所增，而非仲景本方也。此自隋唐以来，则孙氏千金方，乃有小续命、大续命、西州续命、排风等汤，故后世宗之。无不以此为中风主治矣。夫续命汤以麻黄为君，而与姜、桂并用，本发散外邪之佳方也。”可见诸“续命汤”还是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的附方中。其实“还魂”“续命”其命名所展示的文化现象，皆是因“麻黄”作为君药，它们共同透出了古西域楼兰“麻黄”崇拜的文化遗存。而“续命汤”中还有一剂称“西州续命汤”，西州不正是唐代的高昌，今天的吐鲁番吗？之前讨论的“麻黄”别名“龙沙”所代表的白龙堆沙漠，就连着楼兰；而另外两别名“卑相”“卑盐”所代表的地域即现在新疆阜康市。它们都处于古西域范围，当为楼兰文化的就近播散点。因此它们是否都可作为中原“麻黄”的药用缘自西域楼兰“麻黄”的佐证呢？笔者揣测这个推论似可成立。

（致谢：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中心杨渝帮助查找国外相关资料及中文伊拉克墓葬麻黄的英文文献；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有关“麻黄”论述的文献线索得自北京大学的陈明教授。特此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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