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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滞胃痛颗粒的神奇功效?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作用机制探讨和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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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病是我国常见的胃肠道疾病,也是消化系统中发病最高的疾病,由于社会竞争及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影响,当今社会胃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0%[1]。急慢性胃炎是最为常见的胃病种类,其中慢性胃炎的发病率(约50%)在各种胃病中居首位,且西医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急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以上腹部疼痛为主要症状,属于中医学“胃脘痛”范畴,常见胃气堵塞、隐痛(喜蜷缩体位),偶可吐酸水,神情疲倦,嗳气胀气,大便黏腻,舌苔苍白,脉虚且缓等,中医药在治疗胃脘痛方面具有临床症状改善明显、疗效肯定等优势[2]。

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病疗效确切,是社会反响良好的中药大品种,由柴胡、白芍、枳壳、香附(炙)、延胡索(炙)、甘草(炙)6味药材组成,具有舒肝理气、和胃止痛的功效,临床上在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促进胃动力等方面应用广泛[3-4]。现代研究表明,气滞胃痛颗粒可能主要通过抑制继发的炎性反应、抑制外周神经末梢传导等作用,减轻慢性胃炎和胃溃疡的病理症状[5],然而,目前有关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的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其药效物质亦不清楚,也为气滞胃痛颗粒的质量控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网络药理学是基于系统生物学理论,从药物、靶点与疾病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通过采用复杂生物网络模型,揭示药物、基因、靶点、疾病之间复杂的整体生物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预测药物的药理学作用机制[6-7]。与中药及中药复方具有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协同作用的特点相似[8],他们都关注的是整体性而非局部性,都注重的是致病因素或者药物干预下机体或网络系统表现出的整体反应,而不单纯是观察某些局部的器官或病灶[9]。可以说,网络药理学和中药复方之间在整体性和系统性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为中药复方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运用网络与系统的思想来理解复方和生物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现代复方研究由描述转为预测成为可能[10]。

因此,本研究应用网络药理学的思路,构建成分-靶点-通路的相互作用网络关系,分析气滞胃痛颗粒干预胃炎的关键作用靶点及其分子机制,并采用细胞实验对其进行可能作用机制的体外验证,以期为深入研究气滞胃痛颗粒的作用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共筛选到气滞胃痛颗粒中的潜在活性成分176个,其中柴胡17个、延胡索(炙)49个、枳壳5个、香附(炙)18个、白芍13个、炙甘草92个(其中槲皮素、谷甾醇、异鼠李素等18个活性成分为重复成分);176个成分对应的作用靶点330个;以176个活性化合物和靶点为基础建立成分-靶点网络,见图1。其中,132个成分能与15个以上的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气滞胃痛颗粒所含化学成分与其作用靶标的对应关系以及DIP数据库中的PPI信息,将搜集到的化合物、药物作用靶标和疾病靶标进行关联,构建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的成分-靶点-疾病网络,并通过NetworkAnalyzer工具对网络中疾病靶标的度值、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3个拓扑参数进行评估和筛选,根据网络分析结果,筛选参数确定为接近中心性≥0.201737,度值≥4,中介中心性≥0.00162,最终筛选出满足条件的重要靶点44个(拓扑特征见表1),其中,药物的直接作用靶点即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的关键靶点共20个(directed=1),间接靶点24个(directed=0),在直接靶点中有17个蛋白(度值>10)存在85项相互作用关系(图2)。

进一步分析发现:146个活性化合物作用在COX-2,该靶点与14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139个活性化合物作用在iNOS,该靶点与7个蛋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131个活性化合物作用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该靶点与12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117个活性化合物作用在凝血酶原(F2),该靶点与3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113个活性化合物作用在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4(MAPK-14),该靶点与13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细胞肿瘤抗原(TP53)均与15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分别仅2和3个成分作用于两者;转录因子AP-1(JUN)与14个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仅6个成分作用于该靶点。以上靶点与血管内稳态、炎症、免疫、激素调节密切相关。以上结果推测,COX-2、iNOS、PPARγ、F2、MAPK-14、EGFR、P53、JUN对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成分和关键靶标的作用关系分析表明,槲皮素、山柰酚、β-谷甾醇、木犀草素、异鼠李素、豆甾醇、甘草醇、甘草查尔酮A、甘草黄酮、延胡索乙素等25个潜在活性成分可与7个以上的关键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其中槲皮素与14个靶点相连,山柰酚与11个靶点相连,β-谷甾醇和木犀草素皆与10个靶点相连,异鼠李素和豆甾醇皆与8个靶点相连,这些成分可能是气滞胃痛颗粒的主要活性成分。25个成分的具体信息见表2。

采用DAVID软件对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的直接作用靶标进行通路富集分析,选择KEGG数据库作为分类依据,筛选P<0.05、假发现率(FDR)<0.05(采用Benjamini校正)且与胃炎相关的结果见表3。结果中可以看出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主要与TNF、Toll和NOD样受体、MAPK、NF-κB等信号通路有关,涉及免疫、炎症、凋亡等过程,以上通路下游调控的靶蛋白主要参与细胞、组织、器官、代谢、免疫和对应激的应答等过程,通过调节激素、COX2和iNOS的级联反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等信号通路来发挥抗胃炎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明气滞胃痛颗粒与胃炎相关的潜在生物学功能,利用Cytoscape3.5.1的插件ClueGO对通路所涉及的靶蛋白进行生物学功能注释,分析结果表明,气滞胃痛颗粒与胃炎相关的潜在生物学功能主要富集在19个方面,包括急性炎症反应的调节、活性氧的代谢调节、一氧化氮生物合成过程、糖皮质激素刺激的细胞反应等(图3)。通路富集分析及GO生物功能注释结果表明气滞胃痛颗粒可通过调节RNA多聚酶II的激活、炎症因子释放、NO和活性氧生成等多个生物过程干预胃炎,且其活性成分靶标分布于不同的通路,可能发挥协同作用。

从上述富集到的通路中筛选出与炎症过程相关的通路,构建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的药材-成分-靶点-通路关系网络,结果见图4。从该网络中可看出,气滞胃痛颗粒作用的直接靶点大致可分为3类:一类是受众多潜在活性成分调控,且与其他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并参与炎症相关通路,如COX-2、iNOS、MAPK14等靶点;另一类是可受大多数成分调控,且与多数靶点相连,但未直接参与炎症相关通路,如PPARG;还有一类其可调控的成分很少,但与多数靶点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且直接参与炎症相关通路,如EGFR。本研究将第1类视为直接的关键靶点,后2类均视为间接的关键靶点。由此可见,气滞胃痛颗粒可能主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调控以上关键靶点,干预炎症和损伤的发生,达到治疗胃炎的作用。

通过人类基因和基因表型综合数据库(OMM,http://www.omim.org)筛选与5种炎症相关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浆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的基因和蛋白靶点,建立细胞靶点数据集。针对该数据集,对气滞胃痛颗粒经网络预测具有直接作用的31个疾病靶点进行富集分析,并基于超几何分布计算相应的P值,其中P值最小的为巨噬细胞,并且在20个直接作用靶点中,巨噬细胞匹配的有18个。因此,巨噬细胞可能是气滞胃痛颗粒治疗炎症的主要作用细胞,结果见表4。

气滞胃痛颗粒对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的细胞毒性CCK-8实验结果见图5,结果表明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细胞存活率降低,即对细胞的毒性增大,采用GraphPadPrism6.0软件拟合结果表明,气滞胃痛颗粒对RAW264.7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1699.8μg·mL-1,最大无毒质量浓度为500μg·mL-1;在无毒质量浓度下考察气滞胃痛颗粒对炎症相关主要靶标的影响。在无毒质量浓度下对气滞胃痛颗粒的抗炎活性进行全基因组分分析,其中RNA质量检测结果表明,所有样本RNA纯度介于1.8~2.2。满足进行后续qRT-PCR实验的需求。

以含最大无毒质量浓度的气滞胃痛颗粒培养基处理RAW264.7细胞24h后收集样品,按试剂盒的操作测定相关主要作用靶标的表达情况,qRT-PCR检测结果见图6。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RAW264.7细胞中COX-2、iNOS、IL-6、TNF-α表达量显著上升(P<0.01),造模药物刺激起效;与模型组比较,气滞胃痛颗粒组对RAW264.7细胞中COX-2、iNOS、IL-6、TNF-α的表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P<0.01),且各炎症因子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当。说明气滞胃痛颗粒对COX-2、iNOS、IL-6、TNF-α的表达有抑制作用,可能是其抗炎作用的部分机制。

气滞胃痛颗粒是治疗胃脘痛的非处方中成药,具有明显的促胃肠动力、抗胃溃疡、抗炎镇痛作用,临床实践表明其对急慢性胃炎的治疗效果较好[22],然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药材的质控标准和药效学方面,而其抗胃炎的系统的作用机制鲜有报道,但由于中药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等原因,中药治疗疾病的作用机制难以阐明。本研究利用具有与中医药整体观思想一致特点的网络药理学对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作用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尝试性地阐释其治疗胃炎的分子机制,为进一步对气滞胃痛颗粒展开更多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整体观思想,通过构建气滞胃痛颗粒的药材-成分-靶点-通路关系网络,并对其进行拓扑参数、GO功能和通路富集等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气滞胃痛颗粒具有多成分、多靶标、多效应的作用,COX-2、MAPK14、iNOS、PPARγ、EGFR、P53等可能是其治疗胃炎的关键靶点,这些靶点可在气滞胃痛颗粒中槲皮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和山柰酚等化合物的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地干预TNF信号通路、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NOD样受体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NF-κB信号通路、病灶黏连、神经营养因子信号通路、HIF-1信号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等多个炎症和损伤相关的过程,调节细胞增殖与凋亡、氧化物合成与代谢、基因转录与表达等生命活动,进而通过修复胃黏膜、减轻炎症损伤等功能发挥治疗胃炎的作用。

COX-2是催化花生四烯酸(AA)裂解为前列腺素类(PGs)等致炎介质的关键酶,降低或抑制其活性能有效控制炎症的发生[14-15]。有研究发现,胃炎患者的COX-2的蛋白阳性表达率很高,是加重患者胃黏膜损伤重要因素之一,抑制COX-2的表达可缓解胃炎的症状、修复胃黏膜并恢复其正常生理功能[16-17]。

气滞胃痛颗粒中槲皮素[23]、木犀草素[24]、甘草查耳酮A[25]、甘草醇[26]、β-谷甾醇[27]、豆甾醇[27]等潜在的活性物质,均可通过TLR4/NF-κB、ERK/MAPK等相关通路降低炎症因子分泌,减少COX-2的表达。MAPK14是p38蛋白激酶之一,能调控IL-1β、TNF-α等促炎因子或致炎介质基因的转录和表达,引发一系列的炎症损伤[28]。

气滞胃痛颗粒中的延胡索乙素等物质能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和p38蛋白激酶磷酸化,而抑制炎症介质的分泌,保护胃黏膜。iNOS是NO产生过程中最主要的限速酶[18],在细菌感染(如幽门螺旋杆菌)、炎症等病理状态下,损伤组织分泌和释放的大量细胞因子可增强iNOS表达,产生过量的NO[19-20],加速毒性更大的羟自由基和过氧硝基阴离子等生成,导致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损伤和细胞毒性,加剧胃黏膜受损及萎缩,是造成慢性胃炎加重的重要因素[21,29]。

气滞胃痛颗粒中异鼠李素[30]、甘草黄酮、甘草查耳酮A[31]、甘草醇[26]等潜在的活性物质,能够显著抑制iNOS的表达,减少NO的合成与释放,从而有效地缓解炎症和感染对机体的损伤。PPARγ作为一种重要配体活化的转录因子之一,参与调节炎症与免疫反应及细胞分化和凋亡等多种生理反应[32-33]。

在病理性炎症反应中,TLR4的活化致使NF-κB下调PPARs表达,导致炎性因子表达增强和炎症产生[34],而激活PPARγ亦可阻断炎症的发生和炎症因子的激活[35]。气滞胃痛颗粒中含有的甘草查耳酮A等物质,可通过活化PPAR-γ通路,下调iNOS及COX-2等基因和蛋白的表达。EGFR与胃黏膜细胞的生长、增殖与分化密切相关,与配体EGF结合后能够调节黏膜细胞生长发育,促使胃黏膜组织再生与修复,进而发挥胃黏膜防御与修复的作用[36-37]。气滞胃痛颗粒中含有甘草黄酮和甘草查耳酮A,可显著降低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VEGF表达增加,改善血管生成活性,修复胃黏膜并防止胃癌的发生[38]。

本研究通过数据挖掘及分析构建的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药材-成分-靶点-通路相互作用关系网络,充分体现了气滞胃痛颗粒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治疗的整体观和系统性特点,初步阐释了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机制并预测了其关键的靶点及其潜在活性成分,为气滞胃痛颗粒抗胃炎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建立基于生物效应检测的质量评价方法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其具体靶点和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加以探索及验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来源:杨晓娟,邬国松,牛明,王兰,毛乾泰,冀召帅,艾超.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气滞胃痛颗粒治疗胃炎作用机制探讨和实验验证[J].药物评价研究,2022,45(12):2430-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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